• 云盈赌场认证:董仲舒简介:董仲舒的思想主张介绍

  • 发布时间:2015-11-03 14:17 浏览:加载中

  • 董仲舒

      董仲舒恰逢其时地给菲律宾申博体验缔造的大汉帝国的盛世,注入了精神文化的脊梁。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影响力,似乎超越时空,超越阶级局限和阶级意识,形成了中华民族穿透历史的巨大凝聚力和永不枯竭的精神财富。

       汉承秦制,自汉高祖刘邦,经惠、文、景三帝到汉武帝,都认为秦代的郡县制对加强大一统的皇权有利,但为什么秦王朝会如此短命崩溃呢?秦制还存在哪些方面 的缺陷呢?刘邦及其子孙自然要总结秦亡的惨痛教训。汉文帝时代的大臣、政论家贾谊写的《过秦论》,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。贾谊在《过秦论》里说:秦皇 “于是废先王之道,焚百家之言,以愚黔首。堕名城,杀豪俊。收之兵,聚之咸阳,销锋铸鐻,以为金人十二,以弱黔首之民。然后斩华为城,因河为池,据亿万之 城,临不测之溪以为固。良将劲弩,守要害之处,信臣精粹,陈利兵而谁何!天下已定,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,金城千里,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!”然而,“戍 卒叫,函谷举。楚人一炬,化为焦土”,秦始皇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。贾谊最后反问:“何也?仁义不施,而攻守之势异也。”焚书坑儒,想采用暴力手段统一思 想、消灭思想的办法巩固封建专制统治,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,秦二世的灭国,证明此路不通。

      贾谊得出的结论是:“野谚曰:‘前事之不忘,后事之师也。’是以君子为国,观之上古,验之当世,参以人事,察盛衰之理,审权势之宜,去就有序,变化有时,故旷日持久而社稷安矣。”

       贾谊道出了一条真理:用杀戮对付思想不行,思想只能用新的思想解决。他的“观之上古”,与孔子的“克己复礼”,恢复周代的礼制与仁政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但 是文、景二帝时代,朝廷占统治地位的还是黄老之术,即算是申、韩的法家、术学,都还有相当的市场。贾谊20岁就以文才出名,被汉文帝招为博士,一年后晋升 太中大夫。但他的政治改革主张遭到朝廷守旧势力的反对与毁谤,被贬为长沙王太傅、梁怀王太傅。他还是多次上书,《陈政事疏》《论积贮疏》,仍然不为所用。 因政治抱负无从施展,过湘水时曾作《吊屈原赋》,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。

      贾谊33岁忧郁而死,就像秦始皇并没能彻底灭绝儒学一样, 贾谊英年早逝并不影响儒学继续广为传播。早在先秦,儒生到处活动,并且加入到反对秦王朝的农民起义军当中。陈胜手下的孔鲋,刘邦手下的陆贾就是当时儒生的 代表人物。前面讲过,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称颂和引用儒家经典,陆贾说:“在马上凭借武力固然可以夺得天下,但是凭借武力就能治理好天下吗?商朝国君成汤、 周朝国君周武王都是用武力夺取天下的,得天下后,他们又顺应民心用仁政治理天下,文治武功并用,才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良策。假如秦王朝能懂得效仿古代的圣 主,陛下又怎么能够夺得天下呢·”刘邦听了这番话,觉得有道理,便让陆贾写成《新语》一书。

      此外,当时任博士的叔孙通,通晓儒学,他 也对刘邦说:“儒生虽然不能参与打天下,但是治理天下是绝对用得着的。”汉朝刚建立,刘邦也在寻求巩固皇权统治的法宝,他让叔孙通征集儒生三十人和他的弟 子们,参照周礼,制订了汉王朝的礼仪制度。有了君臣礼仪,刘邦感到了当皇帝的尊贵。儒学有了新的发展,逐渐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。然而刘邦死得太快,只做 了七年皇帝,探索未能进行下去。汉武帝继位,一改文、景二代“无为而治”的政策,主动出击,北逐匈奴,南拓领地,对内削弱诸侯,开疆扩土缔造了大一统的盛 世。但是,盛世之下必有后忧,由于大量移民,增加人民的赋税,致使人民起义不断发生。此时,作为统治者,迫切感到需要一个新的思想体系,来维护统一的皇 权,加强对人民的防范和控制。在这种情况下,董仲舒提出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思想就完全符合了当时的统治阶级的需要,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和采纳。

      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97年,卒于前104年,活到93岁,相对于刘邦三代子孙都只活到40多岁,他是很长寿的了。他出生在广川(今河北枣强东北),经历 了大汉文、景和汉武帝三代君主。在吕后专权诛杀义帝,分封吕氏王侯,最后周勃、陈平诛吕王,扶刘邦中子刘桓继位为文帝时,他17岁。董仲舒自小攻读《春 秋》,是西汉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,著有《春秋繁露》等书,景帝时做过儒学博士。汉武帝即位,时年56岁的董仲舒,学术地位已经确立,名满学界。汉 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,董仲舒以公羊学大师身份应召。从此,他多次给武帝上书、对策。他在《举贤良对策》疏中,提出了“天下三策”思想,宣扬经过孔子继承改 造的儒家学说,实际上是夏、商、周三朝巩固各有几百年运祚的指导思想;抨击法家理论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错误主张。他建议“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,皆 绝其道,勿使并进。”也就是说为了巩固王朝的统一,应尊崇儒家学说,把它作为唯一的指导理论,罢黜其他各家异说,以求统一人民思想,维护王朝的皇权统治。 这一建议得到汉武帝的赞赏。

      根据董仲舒建议,武帝建元五年(前136年),设太学,置五经博士。博士以儒家经典“五经”在太学教授弟 子。前124年,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,为博士置弟子生员50人,每年考试一次,合格者授予各级官职。并命令各郡国建立学校,讲习儒家经典,选拔优秀者 担任地方各级官吏。学习儒学的人越来越多。秦始皇和李斯也曾打算统一思想以巩固封建专制统治,但是他们采用的暴力镇压的方法,留下了失败的教训。董仲舒提 出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为汉武帝所采纳,同样运用了政权的强制力量得以推行。这项措施当然不像焚书坑儒那样残酷,但强行统一思想的做法与目标,与秦 始皇并无二致。所不同的是二者的打击对象不同,秦始皇打击的是儒家,汉武帝打击的却是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了。而且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手法,既没焚烧诸子百 家的著作,也没消灭百家之人。

      这不能不说是汉武帝对大一统中国形成的又一大贡献。从此,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,影响中 国社会达两千多年。孔子和儒学的地位,随着历史朝代的更替,虽有不同程度的尊宠与疏离,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高。孔子被历代皇帝尊封为至圣先师,儒学继承者 孟子被尊为亚圣,就连孔子的弟子七十二贤也各有封赏。儒学成了汉文化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精髓,以德育人,以礼待人溶入了民族文化的细胞和百姓日常 生活中。施仁政,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成为历代有作为的君王的衡量尺度。董仲舒恰逢其时地给汉武帝缔造的大汉帝国的盛世,注入了精神文化的脊梁。“罢黜百 家,独尊儒术”的影响力,似乎超越时空,超越阶级局限和阶级意识,形成了中华民族穿透历史的巨大的凝聚力。

      近代五四运动以来的批孔和文化大革命的“批林批孔”也好,都不能斩断儒学和新儒学对中国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影响。以德治国,建设和谐社会,都离不开两千多年前孔子在《论语》《春秋》《诗经》《四书》中很多有益的教诲。

       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说:“故汉兴于五世间,唯董仲舒名为明于《春秋》,其传《公羊氏》也。”孔子撰《春秋》,经公羊作注的《公羊春秋》,成为儒家经 典。《公羊传》的宗旨是“当新王”,自然与“大统一”联系在一起。只有统一中央集权制才能叫“大一统”,分封制则“统”不起来。“大一统”为“新王”所缔 造,因此要“尊新王”,这里隐含“郡县制”与“君权至上”。公羊“郡县制”与“君权至上”吸收了先秦韩非、李斯等法家的有益成分。

      董 仲舒在继承公羊传的基础上,提出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就是要用儒家学说实现“大一统”“拨乱反正”。哀公十四年说:“君子曷为《春秋》?拨乱世,反诸 正,莫近《春秋》。”这里的“乱”,是分封制造成的;“拨乱反正”就是要铲除分封制,实现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太平盛世。要做到“拨乱反正”,就要“贬天子, 退诸侯,讨大夫”,总括为“讥世卿”。这里所“贬”的天子,是分封制下不能控制政局的天子——即诸侯王;“退诸侯,讨大夫”,就是坚决反对“世卿世禄”, 从根本上铲除领主政治,废除分封制。

      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。大一统是他所述《公羊春秋》的根本要义:“春 秋大一统者,天地之常经,古今之通谊(义)也。”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。董仲舒对《公羊传》的概括是:“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患之,大夫壅之。 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。”又说:“西狩获麟,受命之符是也。然后托乎 《春秋》正不正之间,而明改制之义。一统乎天子,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,务除天下之患。”在这里,孔子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君权至上与统一中央集权制。

       董仲舒一生的重要著作《春秋繁露》,其宗旨在于阐发公羊春秋的“微言大义”。其精髓就是后来褒贬不一的“三纲五常”学说。“三纲”即“君为臣纲,父为子 纲,夫为妻纲”,近代五四运动反孔,即把矛头指向“三纲五常”学说。孔子讲过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,还讲过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,近之则不逊,远 之则怨。”《中庸》篇中说过:“天下之达道五,所以行之者三,曰:‘君臣也,父子也,夫妇也,昆弟也,朋友之交也。’” 董仲舒的“三纲五常”,把孔子说 过的话和《中庸》里的思想,更向前向深里推进了一步。现在看这三纲学说,当然违背民主、自由和公平、平等的人道主义原则,但在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 方面,两千多年来的确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。我们不能拿今天的眼光求全责备地去挑剔古人。

      董仲舒不仅提出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纲 领,他还在经济思想上有三个重要论述:义利论、等级经济关系论、仁政思想。在义利论方面,董仲舒所言的“利”是指一般、普通的物质利益,且有公私之分,并 重义轻利;在等级经济关系方面,董仲舒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“合”不是“争”,用现代语言,即是“合作共赢”,这实在是有相当的超前意识,并通过 “三纲”的道德标准,来约束人们那些不道德和非法的求利行为;在仁政思想方面,董仲舒主张“不与民争利”,他系统论述了政府及其官员“与民争利”的各种表 现和反对“与民争利”的经济原因、道德依据,并提出了“行仁政”的具体办法。看看,两千多年前的董仲舒,倒像是今天国务院里的高级智囊。我们现在的政府反 对“与民争利”,讲究“让利于民”,与董老人家的经济主张竟不谋而合。

      董仲舒理论都是围绕着“大一统”社会理想而展开的,大一统的根本特征是思想统一,“推明孔氏,抑黜百家”。

       在儒家伦理经济思想史上,孔子第一个谈论义利问题,所谓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,做出了贵义贱利的结论。孔子的“义利”思想而今在经济思想史的角度 得到了科学的阐释和评价。在儒家学者中,董仲舒最为全面和深入地论述过义利问题,他有一句名言,“正其谊(义)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(《董仲舒 传》),其知名度不亚于他的另一句名言:“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无立锥之地”(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)。董仲舒的“义利”观在孔子思想上又进了一步。

       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司马迁也认为人性是好利的。董仲舒说万民求利“如水之走下”,司马迁也说人们追求财富“若水之趋下,日夜无休时”,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 来,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”。但二者有一个区别,这就是,司马迁直接赋予求利行为道德上的合理性,认为是有道德的表现,“人富而仁义附焉”,“君子富,好行 其德”(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)。而董仲舒则不是这样,他认为必须把人们的求利行为置于等级制的规范之中,只有符合等级规范的——即按等级制规定所应有和许 可的求利行为才是道德的,否则就是不道德的。这种不道德的求利行为,必然是对社会和谐秩序的破坏,造成动乱和纷争。遵守等级之礼的游戏规则,被他提升到了 “义”的高度,且认为是最大的“义”,“大义不越等,贵贱如其伦,义之正也。”

      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特征,董仲舒把“义”与“等 级”联系在一起,不足为怪。如果把“等级制”换成今天的“法制”,董仲舒的所有论述也都顺理成章了。至少比太史公的“人富而仁义附焉”,“君子富,好行其 德”进了一步。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来看,为富不仁、为政不仁者比比皆是。所以,董仲舒的“君子笃于礼,薄于利”,认为“礼重于身”,都说明他提倡 义重于利。因为利是养身的,而义是养心的。历史上提倡遵守等级礼制重于求利,与今天遵守法制重于求利,如出一辙,对规范社会行为、人际交往行为都具有积极 意义。特别是他的“不与民争利”“合作共赢”、施仁政的思想,至今都放射出人性化的光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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